浅谈词典编纂:Peter Gilliver问答记(下)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牛津辞典 Author 牛津大学出版社
彼得·吉里佛(Peter Gilliver)自1987年起担任《牛津英语辞典》(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,OED)编辑,现在已是该辞典经验最丰富的词典编纂者之一;他还参与了牛津大学出版社(Oxford University Press,OUP)出版的其他几本词典的编纂工作。除了词典编纂外,他还在过去的15年间一直撰写和讲述着《牛津英语辞典》的历史。在该问答记的下部里,我们将了解到他对词典编纂的热情是如何激发他撰写一本关于OED发展的书的。
(上部可戳→浅谈词典编纂:Peter Gilliver问答记(上))
Q
是什么让您对OED的历史产生了兴趣?
在编写OED时,很难不去了解它的历史。我们可能正在利用所有为21世纪词典编纂者提供的现代工具,但我们也被来自那段历史的证据所包围,尤其是一个半世纪以来,人们一直在为该辞典收集的各种引文纸条,我们现在继续使用着更多高科技资源向人们征询其中一部分。但我想我之所以对这个项目的历史特别感兴趣是因为J·R·R·托尔金(J. R. R. Tolkien)。在开始担任词典编纂工作后不久,我才知晓托尔金竟是我的一个前辈—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年或刚结束时,托尔金就成了一名OED编辑人员——知道这点后不久,我意识到在OED(广泛的)历史数据库中可能有一些未经检验的资料,可能有助于了解他的这段人生。(我知道这是一个形成阶段:托尔金后来说,在编纂《牛津英语辞典》的过程中,他学到的东西“比他一生中其他任何同等期限内学到的都要多”。)果然,数据库中的一些资料非常有趣。最终,我与我的同事们——OED词典编纂者杰里米·马歇尔(Jeremy Marshall)和埃德蒙·韦纳(Edmund Weiner)——合著了一本书,名为The Ring of Words。
Q
您是何时,以及为什么决定撰写一整本有关该主题的书的?
到20世纪90年代初,我知道所有关于OED历史的书中都没有用到大量OED历史数据库中的资料。(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伊丽莎白·穆雷(Elisabeth Murray)的Caught in the Web of Words,写的是这部辞典的第一任编辑詹姆斯·穆雷(James Murray)的精彩传记……但是这本书出版于1977年,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,当然这本书并没有对1915年穆雷去世后的那段时期做过多的细节描述。)因此,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,需要撰写一本新的、学术性的有关《牛津英语辞典》历史的书。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我真正能解决的问题……直到OUP的档案管理员马丁·莫(Martin Maw)说服我,我才相信这是可能的。此后不久,我整理了一个出书提案,OUP同意了。
Q
詹姆斯·穆雷爵士可以说仍然是《牛津英语辞典》故事中最著名的“人物”。您对此怎么看?
我们对他的印象,主要还是来自他的那些著名的照片,在他的“缮写室”中被牛津辞典的工作资料所包围,这一形象相当令人望而生畏。就如同他的孙女的著作Caught in the Web of Words中描述的那样(甚至更甚),他被描绘成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。所以,当我开始我的研究时,我确实在想,我是否会发现他有……嗯,也不能完全说是缺点,至少不是完全如想象中那般好吧。但我研究得越多,对他了解得越多,我就越相信,他真的就是外界期盼的那样。毫无疑问,他的任命,天时地利人和:在19世纪70年代,很难想象还有谁具备与之相媲美的综合能力来担任这部辞典的编辑。也很难想象还有谁能像他一样完成任务,他凭着非凡的刻苦工作能力、坚定不移的意志力,将这份工作视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要完成的使命。他是出了名的敏感,而且几乎完全缺乏委派事情的能力;但即使如此,我知道他在团队中的地位有多高,他总是煞费苦心地强调OED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,他的成就远不止一部首版《牛津英语辞典》。也确实如此。
Q
在《牛津英语辞典》的故事中,还有哪些人物让您印象深刻?
哦,那就多了!事实上,这也是我在书中试图表达的内容之一:尽管我刚才只提到了詹姆斯·穆雷,但这本辞典确实是很多人的共同成果,其中一些人的工作令人印象深刻,也为此付出了独特的贡献,而且有些本身就成就非凡。从詹姆斯·穆雷到三年前退休的约翰·辛普森(John Simpson),几乎所有担任过OED编辑的人(不得不说)都在某个方面表现很出色。(我突然想到Michael Proffitt,作为继任者,也相当出色;但他还没有成为历史!)
当然,这个故事并不是从詹姆斯·穆雷开始的:事实上,在他之前担任编辑的是了不起的弗雷德里克·弗内瓦尔(Frederick Furnivall),他有自己的工作方式,但与穆雷一样,都精力充沛,他以前每个星期天都在泰晤士河划船,一直到他80多岁的时候,他还创立了六个文学协会,但他如此不按常理行事,也让他的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同辈人抓狂。我当然不能漏了亨利·赫克斯·吉布斯(Henry Hucks Gibbs),他在很多情况下挽救了这本多次处于崩溃边缘的辞典,在穆雷极度缺钱的时候借钱给他(吉布斯出身于英国最富有的家庭之一),或者说服穆雷不要辞去编辑一职。菲茨德沃德·霍尔(Fitzedward Hall),他是一个隐士,每天花四个小时来阅读辞典校样,差不多读了二十年。沃尔特·沃拉尔(Walter Worrall)可以说是“其中的一员”,他先是为穆雷做助手,后来又为辞典的其他编辑做助手,他从事词条编写工作将近50年,几乎比其他任何人都长(当然,也有其他几个助手与他的工作年限接近)。另一位“纯粹”的助手,乔治·沃森(George Watson)一生致力于辞典编纂工作,甚至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,有一次,在缴获的德军战壕里,还借着烛光继续对辞典进行校正。令人十分惋惜的是,詹姆斯·韦利(James Wyllie),在1953年由于灾难性的精神崩溃,他未能担任《牛津英语辞典补编》的编辑(在此过程中,他相信自己得到了神的启示,因此他认为他知道如何消除世界上的战争、疾病和痛苦)。玛格汉妮塔·拉斯基(Marghanita Laski),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,为辞典的编纂工作寄来了超过25万条引文。你会发现,这个故事里不乏杰出人物!我刚刚提到的这些人都在这本书里,只要我能找到的,都写进了故事里了。
Q
在《牛津英语辞典》的故事中,有未解之谜吗?
当然有。1899年春天,查尔斯·奥尼恩斯(Charles Onions)——也是一名编辑人员,后来成了该辞典的第四任主编——当时突然离开了牛津大学,辞去了穆雷助手一职,原因不明,但穆雷曾在一封神秘的信函中提到过(信中提到了“something queer”),因此让他不太可能(或不能)重返该辞典编纂工作……然而,在这年底之前,奥尼恩斯又回到了该工作岗位上,但他回来后成了布拉德利(Bradley)的助手,而不再是穆雷的助手。奥尼恩斯到底做了什么?我虽几经努力,却仍不得而知。
Q
关于《牛津英语辞典》的历史,哪一部分最难写?
我觉得,在描述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这段时期时,特别困难。这段时期的《牛津英语辞典》处于“历程中断”状态:在1933年第一本《辞典补编》出版后,所有剩余的工作人员要么离开,要么退休,要么转到其他项目上,直到20世纪50年代,才在几番努力之下,重启工作。然而,这并不是说没有词典编纂工作可写。与此相反,在此期间有几个项目在进行——几本不同的词典,都在某种程度上与OED有关——要让所有这些不同的叙述继续下去,同时又要让《牛津英语辞典》保持关注,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。
然而,更棘手的是最后一章。该章撰写始于1989年,就在OED第二版出版之后;因此,它涵盖的时期完全就是我自己的时代,作为该辞典编纂工作中的一员,要写一个你自己的时代的“历史”,相当困难。要写那些还活着的人,在某些情况下还在为该辞典工作的人,绝非易事。例如,一位很久之后的历史学家,从(比方说)未来几十年的角度撰写文章,毫无疑问就会更加客观——也许还可以利用此时的我没法查阅的文献记录。当然,我本可以决定以第二版的出版来结束这本书。但在这25年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,我觉得,我真的必须写点什么,即使它更像是一个简单的事件编年史,而不是历史。毕竟,即使是事件编年史,也能让一些读者读起来趣味横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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